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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明之叔的博客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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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关于我

1991年大学毕业的我,回到家乡成为一名教师,从此,开始了20年的“粉笔”生涯。我教过语文、政治、历史等学科,当过班主任、团委书记、教导主任。199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目睹了部分党的干部的“所为”与“所不为”。目前,我的弟子在各个领域已开始展露头角,“桃李满天下”是我人生追求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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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其人,其军事思想及评价  

2011-11-23 10:48:54|  分类: 史海无涯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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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鸿章其人,其军事思想及评价
                                                                                        姚明他叔

        李鸿章,字少荃,号仪叟,安徽合肥人。累迁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掌管清朝外交、军事、经济大权。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李鸿章是钦命的对日作战总指挥,同时又是清军对日作战的主力——淮军和北洋海军的缔造者,正因为如此,李鸿章的军事思想对于甲午中日战争的结果有着极大的影响。要想了解甲午中日战争清军惨败的原因,就必须对李鸿章的军事思想加以分析研究。
         李鸿章的军事思想在宏观战略上,对战局影响较大的,我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即改革军事制度,以海军建设为主和求和避战。
 在甲午战争前,李鸿章就建议清政府要改革军事制度,以增强军队战斗力。因为在两次鸦片战争和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都充分暴露出清政府赖以统一全国和维持其封建统治的八旗兵、绿营兵的腐化不堪。这支以落后思想、落后武器武装起来的军队已无法承担起对外抵抗侵略、对内镇压人民的任务。李鸿章在1864年就曾多次向总理衙门提出建议:“……盱衡当时兵将,靖内患或有余,御外侮则不足,若不及早自强,变易兵制,讲求军实,仍循数百年绿营旧规,厝火积薪,可危实甚。……兵制关立国之根基,驭夷之枢纽,今昔情势不同,岂可狙于祖宗之成法。必须尽裁瘦弱,厚给粮饷,废弃弓箭,专精火器,革去分汛,化整为零,选用能将,勤操苦练,然后绿营可恃。……”①李鸿章看到了八旗、绿营国家经制兵的腐朽,要求进行兵制改革,不可否认这对于促进清军的近代化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就李鸿章改革军事制度的思想本身来说,还是具有很大局限性的。李鸿章所谓的军事制度改革,最主要的内容就是以他统帅的淮军和北洋海军为典范,训练整编全国的军队。与腐朽透顶的八旗、绿营军相比,淮军已经具有浓厚的近代气息。淮军已经以火器为主要装备。在淮军中还组建了炮队营,并且出现了工兵。这些都表明淮军已经向近代化的军队开始迈进。但是由于淮军的军事制度脱胎于湘军,所以淮军具有浓厚的封建色彩。湘军是曾国藩根据戚继光的练兵之法组建起来的。湘军用募兵制代替世兵制,挑选“忠义有血性”的儒生,统带“山乡农民”,用封建纲常教练军队。在编制上实行以将领为中心,先选官,然后由官募勇,一方面加强各级军官的权力,提倡下级绝对服从上级,士兵绝对服从军官;另一方面坚持在一定的地域募勇和私谊至上的原则。这些带有浓厚封建特色的制度不可避免的产生一系列弊端。这是仿造湘军的军事制度建立起来的淮军,以及以淮军为典范编练的各省练军、防军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的主要因素。
        首先,清军当时实行的募兵制就存在着弊端。募兵制没有现役和预备役之分,当兵
力不足时,只能临时招募军队参战。这些军队训练不足,有的甚至没有经过训练,战斗力很弱,遇敌极易溃逃。在日军进攻旅大时,“旅大地区总共驻有姜桂题、张光前、程见和、黄仕林、卫汝成、徐邦道、赵怀业、等各部马、步、炮33营,12700余人,但其中约9000人是新招募的丁勇,未经战阵,仓促成军。”②这些军队中,除徐邦道率部积极抵抗外,其余各部闻风先遁,结果日军以极小的代价就占领旅大地区,直逼关内。还有受募的人大多是无业游民,素质低劣。他们受雇佣思想支配,基本没有荣誉心和责任感,平时不愿吃苦训练,临阵擅自脱逃,军纪极差。以李鸿章引以为豪的北洋海军为例,没有责任感的大有人在。詹姆斯.艾伦在《在龙旗下》中谈到:“纪律松弛似乎也是导致不服从或不重视命令的原因。作为此事的一个例证,有人说,旗舰指挥塔上拍发的指示被电报员篡改或扣压了,事后将原文与这位电报员发出的电文进行比较,证实了此事。”③素质最好的北洋海军尚且如此,更不用谈素质低劣的陆军了。而清军的对手日本军队早已仿造西方建立军事制度。1873年,日本颁布《征兵令》,用普遍义务兵役制代替了沿袭几百年的武士职业兵役制,从而建立起现役和预备役相结合的新式常备军。这些军队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纪律严明,战斗力极强。清军面对这样一支已经完成近代化改造的强大军队,要想获胜谈何容易。
       其次,清军在编制上也存在着弊端。由于士兵都是由选定的军官自己招募,于是便以这些军官为中心,形成了各个军,如毅军、盛军等。但这些所谓的军并不同于近现代军队编制中的“军”。这些军没有固定的编制人数。有的辖几个营,有的辖十几个营,人数不等,每营约500人左右。各军之间互不统属,将领直接听命于李鸿章或各省的总督,无法形成统一的指挥体系。事实上甲午中日战争几乎是以北洋一军抵抗日本举国之兵,其余各省总督以保护本省为由拒绝提供援军,其实是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即使奉旨勉强出兵增援,也慢慢吞吞,等到达时,已经对战局起不了多大作用。战场上各将领之间也勾心斗角,缺少协同作战的意识。宋庆与丰升阿就是这样。两人都是能征惯战的勇将,但两人互不统属,当在鸭绿江布防问题上产生分歧后,两人分兵把守,由于兵力过单,被日军抓住了漏洞,攻破了鸭绿江防线。陆军是这样,海军也是如此。甲午战争前,清政府花巨资组建的北洋、南洋、福建、广东四支舰队,共有78艘巡洋舰和炮舰,24艘鱼雷艇,总吨位8万余吨。如果联合起来其总吨位要超过日本海军。但各个舰队的指挥权都操纵在各省总督手中,李鸿章更是把北洋海军视为他的家底。于是战时各舰队各自为战,互不支援。中法战争中,北洋海军没有派舰支援福建水师,结果福建水师全军覆没。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也是孤军奋战,最后也没有逃脱全军覆没的命运。然而日本早在1972年,就废除了兵部省,建立海军省和陆军省,后又设立直属天皇的参谋本部。陆军已形成了师团、旅团、联队、大队、中队、小队一套完整的近代化军队编制。在必要时还设立军一级指挥官。海军则适应战时要求,建立联合舰队,准备与北洋海军进行决战。在甲午战争前,日本为了统一指挥海陆军作战,又设立了战时大本营。这样日本就从上到下建立起一个完整的指挥体系,使作战计划能够得到顺利的贯彻执行,同时也增强了军队的应变能力。与其相比,清军的指挥系统混乱不堪,主要将领意见不一,不战自乱。
       再次,清军中讲究私谊至上的原则。这样就导致两个弊端,一是所用非贤,一是军纪不严。淮军和北洋海军是由李鸿章一手操办创建的,是李鸿章得以手握大权的政治资本,被李鸿章视为自己的家底。所用的军官最重要的是对他忠心,能力倒在其次。丁汝昌就是一例。丁汝昌同李鸿章一样都是安徽人。他原来是一个陆军将领且“闲散”在家,对海军更是一窍不通,却被李鸿章任命为北洋海军提督,李鸿章要的恐怕不是丁汝昌的才能,而是要丁汝昌报知遇之恩,成为帮他统领海军的心腹。丰岛海战之后,光绪皇帝要将丁汝昌革职,李鸿章为其说情。“丁汝昌从前剿办粤捻,曾经大敌,叠著战功;留直后即令统带水师,屡至西洋,借以增加阅历;创办海军,特蒙简授提督,情形熟悉,目前海军将才尚无出其右者。”撤丁汝昌,替换者只有刘步蟾、林泰曾等“西法沿能讲求……而未经战阵”的学生官。这一理由不免牵强,刘步蟾、林泰曾等人都经过英国格林尼次海军学院深造,又指挥“镇远”、“定远”铁甲舰经地中海、苏伊士运河、红海、印度洋、南中国海回国。无论是海军专业知识,还是实际指挥经验远比丁汝昌丰富。李鸿章道不出口的是他和丁汝昌的关系,这种关系和淮军各皖籍主将与李鸿章的关系一样,带着浓重的私家军队的家族气息。陆军将领叶志超也是一例。他在成欢之战失利后 ,居然被任命为防守平壤的总指挥,论资历、论战功他都不能使当时在平壤的其他将领心服,但他是安徽合肥人,这恐怕才是他被委以重任的主要原因。以私谊为重又难免造成赏罚不明,从而导致军纪涣散。号称精锐的北洋海军就存在着这个问题。苑义书的《李鸿章传》谈到:“《北洋海军章程》‘赏罚各有条例,而将官多不遵行。’李鸿章阅操,‘示以宽大,谓此武夫,难拘绳墨。’陆军将士多昔日偏裨,水师多新进少年,其肯励志图功不多。因此军纪废弛,自左右翼总兵以下,争相挈眷陆居,军士也去船以嬉,每年北洋封冻,海军岁例巡南洋,率淫赌于香港、上海。有些舰只不务正业,平时不但不进行操练,反而忙于从事商业运输。‘定远’、‘镇远’舰上的士兵常在舰炮上张晒衣裤,为此外国人评论说:此类巨舰纪律尚且如此,其海军实不足畏也。”李锡亭的《清末海军见闻录》也说:“海军军官生活大都奢侈浮华,嫖赌是平常事。刘公岛上赌馆、烟馆林立,妓院有七十多家。”海军已是如此,更不用说陆军了。
 第四,淮军也仿照湘军以纲常思想为训导。依靠封建思想的灌输来控制军队。军队只知道有李鸿章,唯李鸿章命是从,却不知道要为国家出力。丁汝昌就是如此。他为报李鸿章的“知遇之恩”,黄海海战之后,采取“避敌保船”的策略,困守军港不出,企图为李鸿章保住仅剩的一点家底。但是他的策略却违反了海军作战的原则,使舰队丧失了机动性,限制了舰队威力的发挥,使舰队如同固定的水上炮台,最后全军覆没。另外,封建思想要求下级绝对服从上级,不敢稍有僭越,大大扼杀了军官和士兵的主动性。在黄海海战中,炮战刚开始,旗舰“定远”的信号桅杆就被打断,无法指挥作战。由于丁汝昌事先没有指定代替者,整个舰队失去统一指挥。其余各舰舰长都是海军学院的高才生,不可能不知道舰队失去指挥的严重后果。但是没有人主动代替旗舰指挥作战,结果各舰各自为战,无法协同变阵,被日本联合舰队各个击破,损失惨重。直到日本联合舰队主动撤退时,“靖远”管带叶祖圭才在大副刘冠雄的建议下升收队旗,代替旗舰指挥剩余各舰追击日舰。在海战过程中,停泊在大东沟内的“镇南”、“镇中”炮舰,始终没有主动出击,直到“靖远”生收队旗,他们才与舰队汇合。如果海军官兵能发挥主动性的话,战况应该会有所变化。
       李鸿章建议进行军事制度改革,不管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也好,是为了扩展自己的势力也好,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军队的近代化进程,增强了中国的国防力量,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但是由于他的改革仍采用落后的兵役制度和编制,又靠灌输封建腐朽思想来控制军队,所以不可能建立起一支完全意义上的近代化军队。他的改革只是煮了一锅夹生饭。而日本完全仿照西方组建常备军,建立了一支真正的近代化军队,胜利的天平自然倾向于日本一方。甲午战争中国之所以会惨败,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的军事制度改革落后于日本。作为军事制度改革的建议者和执行者,李鸿章因当负有最主要的责任。
        李鸿章“以海军建设为主”的战略思想对战局也有重要的影响。从70年代起李鸿章开始筹办海军,到80年代初清政府开始全面建设海军。在甲午战争爆发前,清政府将其主要的财力和精力放在海军建设上,重点是李鸿章负责的北洋海军建设。虽然李鸿章也注意到海陆军建设要并重,并提出陆军是立国之本,但是在客观上陆军建设还是要落后于海军,最主要的是表现在军官素质上。北洋海军在人事管理和升擢制度上,主要采用英国皇家海军的方式,把军官分为三类,即指挥军官、技术军官和士官。所不同只是换成了中国式的叫法,为“战官”、“艺官”、“弁目”。这三类官员的升迁分为三途且要求严格。“战官”和“艺官”必须是水师学堂毕业,在校学习4年,考试合格后上教练舰实习一年,再经考试合格后,才授予“候补把总”的官衔;又经过一年的实习,经考试合格,送回水师学堂再进修半年,才升为“把总”并分派到军舰上担任实职。在海军的每一格职务上,必须在海上执行任务满3年,才有提升的资格。对担任“弁目”的资格要求也很严,传统的斗大的字不识一箩的文盲武夫在军中不再受欢迎,而必须精通“三角用炮表法”、“三率平方根”、“对数表”、“残分小数”等等。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海军主要将领大都到国外留过学。海军派赴国外学习造船、驾驶的学员共4届88人。由此可见,当时北洋海军军官的素质相当高。与海军相比,陆军将领的素质就显得太低了。甲午战争中清军的主要将领大都是行伍出生,很少有人进过正规的军事院校,出国留学的将领很少。有据可查的,陆军派往国外的留学生仅一批共7人,其中一人还在学习中病故,其余六人回国后大都担任教官,没有人担任前线指挥官。结果是由一批冷兵器时代的将领来指挥一场热兵器的近代战争,胜负可想而知。清军反攻海城就是一例。“清军每次进攻的时间都是在上午或者中午前后,以堂堂正正之阵大摇大摆地行进,这无疑等于预先通知自己要进攻了,使得敌人得以从容准备,结果每回都遭到重大的伤亡,不用说抢不着山头,连山脚都到不了。”④清军的对手日本陆军的素质可谓不一般,其第一军司令官山县有朋在明治维新后曾被派往欧洲考察西方军事制度,并特别着意学习法国陆军,他的继任野津道贯中将也在1878年赴欧考察过军事,第一军下属第三师团长桂太郎中将更是在1870年赴德学习过军事,并在1883年赴欧考察过各国政治、军事制度。第二军司令官大山岩大将1871-1874年曾赴法国留学,1883-1884年又赴欧考察兵制,他手下的乃木希典少将也赴德国学习过军事。大山岩担任山东作战司令官之后,他手下也有如山口素臣少将、大寺安纯少将等一批赴欧考察过军事的将领。所以日军的将领完全有能力指挥军队进行一场近代化的战争。清朝陆军将领的素质之所以比日军将领的素质差,李鸿章以海军建设为主的思想也是原因之一。由于人力、财力都向海军建设倾斜,自然造成陆军军费不足,使其人才培养及训练都受到限制。海军将领在作战指挥上要逊于日本军官,这也是清军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
 另外,李鸿章求和避战的思想也对战局造成极大的影响。不可否认在当时李鸿章提出对外主和的方针是有其合理性的。首先,当时中国根本没有实力战胜西方国家,对日本也无必胜把握。一旦战败,又要割地赔款,中国经济又要遭到极大破坏。其次,中国当时的洋务运动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这有利于中国近代化建设。但是李鸿章没有把握好战和的分寸,一味委曲求全,反而刺激日本侵略野心日益膨胀。李鸿章对于日本决心挑起战争这一点估计不足,他不加强战备来保全和局,而是一味退让以求和局,这只能适得其反,使日本步步紧逼。李鸿章过于相信西方列强的调停,在军事上不作积极准备。在清政府主战之后,李鸿章仍对保全和局存在侥幸心理,并不认真备战,他迷信所


谓的万国公例,并告戒叶志超:“日虽竭力预备战守,我不先与开仗,彼谅不动手。此万国公例,谁先开战,谁即理诎。切记勿忘,汝勿性急。”⑤并担心清军入朝过多,引发中日战争,只派少量增援部队以摆样子。李鸿章受保全和局的思想蒙蔽,无法洞察日本的狼子野心。英人赫德就曾批评说:“日本是根本没有什么正义可言的,除非借口代别人打抱不平而自己捡便宜也可以算作正义。正义完全在中国方面。我不信单正义可以成事,正象我相信单拿一根筷子不能吃饭一样,我们必须要有第二支筷子——实力。但是,中国人却以为自己有充分的正义,并且希望能够以它来制服日本的铁拳,这想法未免太天真了。”⑥在这种错误思想影响下,李鸿章迟迟不派援军入朝,导致清军在朝兵力过于单薄。成欢之战、平壤之战清军都是以寡敌众,导致甲午战争一开始清军就在战略上陷于被动地位。李鸿章求和避战思想根生蒂固,他死抱和局幻想不放,结果适得其反。在甲午战争的一开始就失去了战争的主动权,导致最后的失败。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李鸿章的宏观战略思想虽然有积极合理的成分,但其局限性更大。同样,李鸿章在具体战术思想上也存在着失误,最主要有两点。一是迷信洋员,二是忽视情报工作的重要性。这对战局同样有不良影响。
 在北洋舰队的初创时期确实需要有懂行的洋员来进行指导,但是对于洋员的素质必须重视,即使是出于政治目的聘用洋员也应该注意这一点。在北洋海军聘用的洋员中,虽有一些人兢兢业业,甚至献出自己的生命但大部分洋员都不是上等之才。或是骄横跋扈、一心夺权,如琅威理、泰莱等。《清末海军见闻录》记载:“丁汝昌尝因事离舰,刘子香(刘步蟾)撤提督旗而代之以总兵旗。时琅威理任海军总教习,挂副将衔,每以副提督自居,则质之曰:‘提督离职,由我副职在,何谓而撤提督旗?’刘子香答以水师惯例如此。琅威理由此记恨在心。洋员泰莱颇具野心,常倡议购置智利巡洋快船,交其本人指挥。刘子香闻之从中梗阻,泰莱愤然,每寻机诋毁之。嗣后,泰莱又预谋总教习一职,亦受阻于刘子香。初,汉纳根建议提督以泰莱为其继任,汝昌未决,刘子香闻此议,力陈泰莱之为人野心难羁,终将愤事,汝昌韪之,泰莱乃大愤,益迁怒刘子香。”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洋员夺权的野心,同时也可以看出海军将领同洋员之间矛盾重重,这是不利于双方合作作战的。更有一些洋员不学无术,如继任琅威理担任总教习的德国人汉纳根。他原来是一个退伍的陆军大尉,曾负责设计和修建旅顺口、大连湾和威海卫的炮台。但是炮台设计有很大的缺陷,只能防备海上的进攻,导致战争中这些炮台轻易的被从后方包抄的日本陆军夺取,然后用来对付港内的北洋舰队。作为一个陆军参谋已不能胜任其职,这样的人竟被聘为海军总教习,实在是令人惊讶。于是在世界上第一次蒸汽机军舰大战中,北洋海军的两位最高指挥竟然都是陆军出身。哪知继汉纳根之后,帮办北洋海军的洋员英国人马格禄竟然连军人也不是。据与马格禄同时在北洋舰队任职的另一英国人泰莱记载:“马格禄不过一本地曳货艇之流。彼曾为沿海航行之船主,而出于颇有名望之家门;惟彼已过中年,且,以沉湎于酒色著名。此老迈之耍手殆视此役为莫大之机会而跃赴之无疑。然以斯人而当斯任,实为至残酷,至愚蠢之事;对于提督,此事尤为残酷。”⑦就是这样一个终日沉溺于酒乡的酒徒,不仅对北洋海军建设、作战毫无帮助,在保卫威海卫的最后关头还勾结其他洋员,鼓动剩余的清军将领投降。与这些洋员相比,中国自己培养的海军将领的素质已远在他们之上。刘步蟾、林泰曾等人不仅都从水师学堂毕业,大部分人还被派往外国海军学院留学,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李鸿章显然是过于迷信洋员了。这对战局也产生了不良的影响。在黄海海战中,丁汝昌就是采用汉纳根的建议,以小队雁行阵迎战,结果导致舰队副炮、后主炮火力无法发挥,这也是黄海海战失利的原因之一。
       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然而李鸿章对情报工作并不重视。一位名叫易俊的御史就曾沉痛的说:“两国角争,间不容发,有备者胜,无备者败。知己知彼者胜,不知己知彼者败。……倭之虚实,我国茫然,而我之一举一动,有士大夫不知,而倭无不知之者。”⑧清军有没有派遣间谍到朝鲜侦察日本的情况,这不得而知,但是我们从侧面不难看出清军的情报收集是不得力的,这显然与李鸿章的不重视有关。当时清军的情报多不准确,而且每每渲染敌情严重。例如,日本大岛混成旅团南下兵力不过四千余人,清军却探报“倭队聚果川、水原,众约三万”,竟将敌人的兵力夸大了七倍之多。错误的情报就使得指挥作战的将领不能对敌军的意图作出正确的判断,无法采取正确的应对方针,导致对敌信心不足,不敢进行坚决抵抗,这也是为什么清军经常不战而逃的原因之一。李鸿章既然对收集敌方情报不重视,自然对保密工作也不重视。特别是在中日战争爆发前,日本间谍四处活动,清政府却熟识无睹。例如在丰岛海战之前,中国所租的运兵船“飞鲸”号从塘沽起航时,“见倭夷往来不绝。凡我船开行,彼即细为查探。非但常在码头逡巡,竟有下船在旁手持铅笔、洋簿,将所载物件逐一记数。竟无委员、巡丁驱逐。”⑨日本海军正是根据这些间谍提供的情报,在丰岛海面突然袭击清军运兵船队,给清军造成巨大损失。中日战争爆发后,李鸿章虽下令严防间谍,使日本间谍的活动遭受一定挫折,但他们大多数还是完成了使命。日本间谍之所以有这样高的工作效率,除了清军防范不严外,重要归功于他们的陆军次长川上操六中将。川上操六在1884年赴欧美考察过军制,并在1886年赴德留学两年。他和李鸿章不同,非常重视情报工作。在甲午战前曾亲自到中国进行考察,为日本决定是否对中国开战提供了有力的情报资料。川上操六还在中国组建了汉口乐善堂和日清贸易研究所两个主要的间谍机构,以此为基础形成了一张间谍网。于是参战的一方云里雾里不知敌之虚实,而另一方对敌情一目了然,战争胜负可想而知。
        综上所述,由于李鸿章自身的局限性,包括阶级属性、知识水平等各个方面的局限性,使他的军事思想不可避免的产生缺陷,与当时世界上的先进军事思想还存在很大差距。不幸的是李鸿章是清军主力淮军和北洋海军的缔造者和领导者,他军事思想上的缺陷导致了军队中产生各种弊端。这些弊端又成为战争中中清军失败的致命因素。如军纪涣散、战斗力差等。同时这些思想上的缺陷又导致李鸿章在战略指挥上的失误。所以,虽然甲午中日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清政府的腐败和封建制度的腐朽,但是李鸿章的军事思想对于甲午中日战争的结果有着极大的影响。但其影响并不是将腐朽的大清帝国带向胜利的彼岸,而是使早已风雨飘摇的清政府又遭受了沉重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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